20世纪初的越南河内，正处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来自欧洲的征服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更先进的文明与文化。他们努力按照欧洲现代都市的标准配置，来改造河内这座典型的东方城市。他们引进了硬化马路、引进了路灯，引进了公园、引进了公共厕所，尤其重点引进了城市下水道系统——如此，白人住宅区才可以使用便利的自来水系统与有尊严的抽水马桶。法国殖民当局希望河内变得更卫生、更宜居，变成他们在东方的代表性殖民城市，正如同时代的德国人在山东青岛所做的那样。随着河内成为东南亚的经济中心，鼠疫也随轮船袭来。1902年，河内的越南人居住区与白人住宅区都出现了因感染鼠疫死亡的病例。白人住宅区还频繁报告称目击到老鼠自卫生间入侵住宅，与卫生间相连的下水道成了鼠群繁衍壮大的基地。为应对鼠疫危机，河内市政当局决定消灭下水道里的老鼠。他们先是雇佣越南人，组成捕鼠队进入下水道暴力灭鼠。但下水道内令人作呕的恶劣环境让捕鼠队望而却步，灭鼠效果很不理想，捕鼠队还组织了罢工——工人们显然是在担忧自己的性命，不愿与下水道的老鼠做亲密接触。与此同时，白人住宅区也在抗议，认为由越南人组成的捕鼠队威胁到了白人住宅区的安全与健康。如此，河内市政当局只好改弦更张，转以悬赏的方式发动河内市民参与捕鼠。市民们可拿着死老鼠前往市政厅指定的警局领取赏金，每只死老鼠赏金四美分。后因警局无法忍受鼠尸堆积如山，改为验收老鼠尾巴。这项措施在初期似乎取得了很大成功。自1902年4月26日至5月1日，最初的六天里警局收到了7985条老鼠尾巴。到5月中旬，每天收到的老鼠尾巴已激增至超过4000条，此后每天都在增加。6月12日的档案记载，当天收到了20114条老鼠尾巴。但很快，人们开始在城里频繁见到没尾巴的活老鼠；7月份，有官员在河内郊区发现了老鼠养殖场。跟进调查显示，河内及周边地区养老鼠的人很多。相比抓老鼠割尾巴，有些人更愿意养老鼠，视之为更高效更安全的赚赏金方式。在养殖场里，割了尾巴的老鼠还可以留着用于繁殖。此外，调查还发现有人在做老鼠走私生意，去外地成千上万收购老鼠然后秘密带入河内。无奈之下，法国殖民政府只得放弃捕鼠悬赏计划，回到公共卫生手段上来，以现代医学知识来应对鼠疫。
上面这段历史，见于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范恩（Michael G. Vann）的名作《河内大捕鼠》（The Great Hanoi Rat Hunt）。它阐明了一个简单而愚蠢、但始终不乏重蹈覆辙者的事实：当捕鼠有利可图时，最不愿意消灭老鼠、最不愿意鼠疫消停者，反是那些捕鼠人。经济学将这种愚蠢行为称作“不正当激励”，也称“眼镜蛇效应”——德国经济学家霍斯特·西伯特（Horst Siebert）讲过一个发生在印度德里的故事：英国殖民政府担心德里的眼镜蛇数量，悬赏抓捕眼镜蛇，结果部分民众为获取更多赏金，开始秘密饲养眼镜蛇，殖民政府只好取消赏金制度。饲养者无利可图，遂抛弃眼镜蛇，反加剧了德里的蛇患。只不过，霍斯特·西伯特的德里故事只是传闻，迈克尔·范恩的河内故事却是有档案材料支撑的史实。北宋崇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102年，宋徽宗下令在开封城设置新机构安济坊，用于为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提供医疗救济，并要求地方郡县效仿实行。与安济坊一同启动的新机构，还有居养院（抚养鳏寡孤独）和漏泽园（为城市贫民提供墓地）。宋徽宗追求德比尧舜，所以很重视这些新机构，耗费了不小的财力与精力在上面。为督促地方落实，宋徽宗与他的亲信权臣蔡京将新机构办得好不好，当成了考核地方官员的核心指标。但北宋民众并不感恩当代尧舜，他们用民谣嘲讽宋徽宗，说他干的全是破事，是“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百姓们为何嘲讽？陆游后来有一段解释：“崇宁间……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陆游说，安济坊等新机构耗资巨大，朝廷又将之当成考核地方官的核心项目，大搞评比运动，积极者重赏，消极者严惩，地方州郡只好集体内卷，纷纷竭尽人力与物力去搞这些事情。结果是军粮没了、民力榨干了这类事，全没人管。地方州郡只盯着安济坊、居养院和漏泽园，生怕因落后于人而获罪。这种看似为底层人提供福利保障、但在考核上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政策，必然造就出荒诞的结果。《宋史》里说，为了能够通过宋徽宗与蔡京制定的评比考核，地方州县绞尽脑汁，玩出了许多荒唐花样，比如原本用于救济鳏寡孤独的居养院，已闹到“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的地步，房子里要有昂贵的帷帐来防蚊，还要给受救济者配备乳母或者侍女。至于原因，自然是非如此不足以在评比考核中胜出。搞到后来，连宋徽宗自己也看不下去，下诏责备地方州郡，说你们给受救济者“置蚊帐、给酒肉、食祭醮、加赠典”，实在太过分，是在鼓励天下人游手好闲吃救济。居养院荒唐，安济坊也是一样。安济坊的职责，是给看不起病的穷人提供医疗救济。为提升当代尧舜的成色，宋徽宗命人为安济坊制定了管理条例。条例要求坊内医师必须记录收治病人的数量与死亡人数。朝廷会以这些信息——收治人数与死亡率——为奖惩依据，来考核医师与官员。故此，安济坊里的每名医师都有一本“手历”，上面记载了经该医师之手医治的患者总数、痊愈数与死亡数。岁末考核时，手历中的治愈率与死亡率是否达标，将决定该医师是要受惩还是获赏。显而易见，这种考核方式是官僚系统在拍脑袋，不符合医学常识——有些病不需要医生介入也可以自愈，有些病医生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荒唐的考核制度必定催生荒唐的应对手段。为满足朝廷规定的治愈率，地方州郡的安济坊不约而同选择了作弊，他们或强制或花钱，弄来一批又一批无病之人，让他们装模作样进入安济坊看病，装模作样登记在册，然后这些人再装模作样痊愈。如此，宋徽宗得到了他要的数据，地方州郡完成了悬在头顶的考核，皆大欢喜。久而久之，百姓们也就都明白安济坊是个什么玩意，对在安济坊工作的医师不会再有好印象。于是，又发生了更为荒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陆游记载下来的。他说：“当安济坊法行时，州县医工之良者，惮于入坊。越州有庸医曰林彪，其技不售，乃冒法代它医造安济。今日傅容平当来，则林彪也；明日丁资当来，又林彪也；又明日僧宁当来，亦林彪也。其治疾亦时效，遂以起家，然里巷卒不肯用。比安济法罢，林彪已为温饱家矣。年八十余乃终。”
故事的大致情节是：宋徽宗大搞安济坊，拿治愈率考核地方州县；地方州县用健康之人充当患者来应付考核。于是那些真正有水平的医生，就都不愿进入安济坊工作了，怕在安济坊工作的履历砸了自己的招牌。地方州县只好继续用谎言来掩盖谎言——越州有个叫林彪的庸医，没人愿意找他诊病，于是他专门冒用其他医生的姓名去安济坊混工资。该医师傅容平来安济坊给人看病了，来的是林彪；该医师丁资来安济坊给人看病了，来的是林彪；该医师僧宁来安济坊给人看病了，来的还是林彪。等到安济坊被废除时，这林彪已混成温饱之家。管理安济坊的官员之所以容许林彪常年累月冒充其他医师，是因为要脸面、有水平的医师都不愿进安济坊，而地方州县又不能向朝廷汇报此点，不能戳破宋徽宗的当代尧舜之梦。林彪这种庸医之所以常年累月在安济坊混吃混喝而不被戳破，大概也是因为地方州县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用无病之人冒充患者来完成朝廷的治愈率指标。庙堂里的骗子与江湖中的骗子合作无间，至于真正需要医疗救济的穷人，自是没人在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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